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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她那三万八，是三年的。”老头把老花镜又戴上，“她闺女上学、她自己看病、都从这里头出。”
茶是凉的，他喝了一口又搁下了。
傅雪蘅中午前下来，把纸袋里的东西从头看到尾，往台上一放。
“邵万山这一起不并案。”她说，“他是真摔死的，赔款也是真赔的，不是我们手上那个案子。”
“那这一份怎么办？”
“单立一起，按诈骗立。”傅雪蘅说，“卷分开走，办的还是这几个人。”
“诈骗归经侦。”韩东升说。
“所以我下午给经侦打电话，要他们派个人过来。”傅雪蘅说，“三十四张卡、一个开了半年就注销的公司、五份保单，都在他们本行上。常玉香这一起是先冒出头的那个。”
她把手指压在流水那一行上。
“取款单原件调回来。”
“调证又得走公函。”韩东升说，“复印件上不了庭，辩方一问原件在哪儿，得答得出来。”
“往后凡是不识字的人签下的那些字，都得拿这一张去比。”傅雪蘅说。
韩东升把台上那张十一栏的表拉过来，在最右边添了一栏。
那一栏他写的是：到手多少。
下午两点多，苏晓棠拨了常玉香留的手机号。
电话响了七八声才通。那头有风声，还有铁锹碰石头的响。
“大姐，我是市局小苏。”
“我在地里。”常玉香说，“您说。”
“您男人那笔赔款，您还记得是多少钱吗？”
那头没有马上答。
“有三万多。”
苏晓棠把笔按在纸上。
“大姐，赔的是十一万六千。”
风声在电话里过了很久。
“我不识字。”常玉香说，“那时候来了两个人，说手续得跑好几个地方，工地那头也得打点。钱他们先垫，回头一块儿算。我按的手印。”
“您按手印那张纸，上头有字没有？”
“空的。”常玉香说，“他们说回去填。”
“来了几回？”
“三回。”常玉香说，“头一回在灵棚，后来在乡上，最后一回陪我去的银行。”
“那天您取了多少。”
“我不知道。我排的队，我按的手印，钱是他们数的。”常玉香说，“出来给了我一沓，说剩下的花在手续上了。三回都是那两个人，不是本地口音。”
“他们跟您留过号码没有？”
“留过一个，写在烟盒上。我搬家那年扔了。”
苏晓棠没有往下问。
“大姐。”
“嗯。”
常玉香先开的口。
“那我男人的骨灰，是不是也是他们领走的？”
苏晓棠把话筒换到另一只手。
“我们在查。”
“那你们查着了，一定跟我说一声。”
那头的风声里有人喊了一句什么，隔得远，听不清。
“我这头要收工了。”
电话挂了。苏晓棠把话筒放回去，在通话记录那一栏记录好时长，四分十七秒。
“郭家我来打。”郑海峰说，“起棺那天我在场，他认得我的声音。”
他没有说案子，问的是三年前销户那些手续当年谁替他们跑的。那头两句就答完了。
“两个人，不是本地口音，名字不记得。”郑海峰把话筒放回去，“跑完就没再来过。”
“到手多少。”韩东升说。
“一分没有。受益人那一栏不是他家。”
韩东升在郭长顺那一行最后一格画了一横。第二行邵万山，苏晓棠填了三万八。
郑海峰摸出烟盒，在手里转了半圈又塞回去。
“郭老爷子头一句就是问我，是不是又出什么事了？”